赵太侔早年追求进步，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山东的活动，是同盟会会员。在北京大学就读时，与同学袁世英、黄凌霜等发起组织“实社”，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并编辑出版《实社自由录》两辑，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支持。
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美，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在此期间和留美的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交往甚密，共同组织中国京剧在美公演，受到美国华侨的好评。
1925年结业回国，赵太侔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并被北京大学聘请为讲师，主讲戏剧理论课程。在此期间，他和余上沅、闻一多将频临倒闭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开办起来，创设了戏剧系，任戏剧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在北大兼任了两门戏剧课程。北京艺专戏剧系，是中国第一所在官方备案的戏剧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28年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秘书长。不久回到山东，先后任济南第一中学校长、济南实验剧院院长，这是一所边学习边做实验演出的戏剧学院。因经费困难，1929年停办。
1929年，赵太侔在泰安民众剧社的基础上，创办了山东实验剧院，任院长。山东实验剧院在随后的发展中，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精英，济南由此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戏剧中心。
1928年夏，设在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报请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拟重新组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被提名为筹备会委员，由南京返回山东。1930年筹备工作完成，使用原私立青岛大学校舍（即德军俾士麦兵营），组建成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为蔡元培推荐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长杨振声，赵太侔辞去省立一中校长的职务，专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和教务长。1932年春，受学潮影响，国立青岛大学被要求整理，杨振声辞去校长职务，赵太侔接任，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赵太侔上任后，文、理两院合并为文理学院（不久仍分开），取消教育学院，在济南设立农学院（暂不招生），筹建工学院（1933年成立）。除坚持杨振声的“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外，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学校建设，并身体力行，做出成绩。
第一，建立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赵太侔认为办好大学，教师的力量和科学水平起着重要作用。他有一个小本子，专记各门学科的专家和学者，了解对方情况后，他或亲自登门聘请，或者托人代聘。国立山东大学经费虽少于其他各校，但教师的薪俸与其他各校基本相同。而且每次聘期一般为两年或三年，这在当时时局动荡、谋职困难的情况下，可使受聘教师解除后顾之忧。教授在校任职连续三年者，可享受半年假期，或从事专题研究，或出国考察，经过申请学校可给予适当的补助。至于青岛的气候、地理位置、交通等优越条件，当然对教师也有不小的吸引力。按当时国立山东大学的师资阵容和水平，除北大、清华外，较之其他国立大学都无逊色。新聘教师还处于年富力强，他们工作认真，使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第二，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实行教授治校，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学校的重大问题和兴革事项，均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议，校长负责组织贯彻执行。校务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也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样教授们均能积极地关心学校，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意见，保证了学校的工作在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运行。此外，在校长领导下，还设立了科学研究、教师聘请、校舍建筑、教学设备购置、毕业考试等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也都从教授中聘请。他们不但能把与教学有关的工作处理得更稳妥，更完善，而且也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国立山东大学那时工作和谐、目标一致，大家同心同德，教学、科研、学校建设进展的都较快，应当承认，是实行这种领导体制的结果。
第三，撙节行政开支，添置教学设备，改善教学条件。当时全国各校名为国立大学，而经费来源主要靠地方拨款。富省多拨，穷省少拨，当时青岛大学只有3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赵太侔继续厉行勤俭办学的方针，把学校行政开支压缩到只占全部经费的六分之一，把行政人员精简到只占全校教师的五分之一。把节余的经费存入银行生息，用以添置教学设备。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师生自己动手制作实验器材，如物理系修制仪器，化学系自制药品，生物系采集标本等等。从1933年期，使用银行存款，申请教育部补助，陆续建成科学馆、化学馆、工学馆、水力实验室等等。至1936年图书馆藏书增至40万册，教学仪器增至1200余件，化学系自制的化学试剂，能对外供应。经过几年的努力，教学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而且这种励行节约、勤俭办学的精神，逐步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
第四，培养严谨勤奋、基础扎实、敢于开拓的优良学风。赵太侔认为学风是学校的精神支柱，而好学风的形成，又必须是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带动全校人员自我严格、自我追求的结果，所以他要求教师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在科学研究中要不断创新，取得成果，对学生，要求好的学习成绩，根据《学则》的规定，选优汰劣，绝不稍宽。为了确保毕业生的质量，对每届毕业班都设立毕业考试委员会，办理毕业考试和审核成绩。
1932年，赵太侔妻子俞珊的弟弟，共产党员俞启威（黄敬）在地下党指示下组织“左翼剧联”，对外称海鸥剧社，成员有崔嵬、杜建地、李云鹤等，剧社聘赵太侔为顾问，他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剧社得以在校内礼堂公演，后在社会上公演进步戏剧。
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山东大学教学中的严谨，研究中的创新，建设学校中的勤俭节约，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等，甚为满意，发出表扬的训令，使山东大学在国内声名鹊起。
1936年，由于学生抗日救亡的运动不断高涨，赵太侔受到当局的指责、地方的刁难，拒绝拨给协助经费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于当年8月愤而辞职，随即离校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其间，他拟定了戏剧改革大纲，继续他的戏剧改革梦想。赵太侔和余上沅、熊佛西都是国剧运动的中坚。国剧运动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赵太侔等留美学生，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旧剧，并加以改造的一次有益尝试。国剧运动以徐志摩创办的《晨报》副刊《剧刊》作为平台来进行，余上沅、熊佛西、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很多曾留美的学生都参与讨论。赵太侔发表了《国剧》《光影》和《布景》三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剧》。赵太侔倡导的“国剧”追求世界性的通性和民族个性的融合，理论核心是崇尚“写意”，首次提出了“程式”这一戏剧概念。赵太侔关于戏剧理论研究的文章较少，他的理想主要是通过创办戏剧院校来实现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赵随北平艺专迁移至湖南沅陵，不久辗转至重庆。在陪都先后担任教育部教科用书编委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央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
抗日战争中，国立山东大学内迁至四川万县，旋即奉令停办。师生和图书馆仪器并入中央大学等校。赵太侔到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纂。1942年任国民政府训练委员会第三处处长。1944年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46年2月，教育部批准国立山东大学仍在青岛复校，任命赵太侔为校长，再次主持山大工作。此时复校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他从从四个方面着手，启动学校重建工作。
一是收回校舍。青岛沦陷后，国立山东大学校舍被日本人占用，胜利后又被美军接收做了兵营。收回校舍是复校中最急迫、最关键的一步，而且又是一项复杂、棘手的工作。为此，他电召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八年之久、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周锺岐教授到重庆，聘为总务长，先期去青岛，办理收回校舍事宜。赵太侔当年6月到青岛，亲自与驻青美军司令柯克谈判，又陆续收回一批校舍。1946年10月25日的开学典礼上，赵太侔誓言要倾其智慧和力量办好学校。他亲自出面向驻青美军讨还被占校舍。直至1948年底美军从青岛全部撤走时，校舍才得全部收。
二是系科设置。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设有文、理、工三个学院共八个系（农学院未招生）。复校后赵太侔考虑到，胜利伊始，各业待举，而培养人才尤为急务。经请示教育部同意，重新规划设置专业，设立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共十六个学系。因此，复校后的山东大学较前有了很大发展，规模得到扩大，成为一所有各门学科的高等学校。
三是延聘师资。胜利之初，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急聘教师。赵太侔接任校长后，捷足先登，早发聘书，并能礼贤纳士，登门教请。他运用各种关系国内外聘请名师，从已公布的他给老舍、朱树屏等人的信中，充分显示了他求贤若渴办好山大的一片苦心。当时应聘的有：朱光潜、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孝纾、丁山、赵纪彬、杨尚奎、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刘椽、阎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沇福彭、穆端五等等国内知名学者教授。组成这样高水平的教师阵容，赵太侔确实是费尽了苦心。上述教师除老舍出国、朱光潜因病中途辞聘外，其余均在1946年秋和1947年春到校。复校后，国立山东大学由于聘到高水平师资队伍，不但促进教学、科研的提高，而且为1950年代的山东大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是全国招生。复校后，国立山东大学的招生工作，仍然坚持严要求、重质量的传统。同时赵太侔认为学术无地方性，学生来源越广，在相互切磋和陶冶中，越能培养优秀人才。当年秋季在北平、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济南、青岛八个城市设立招生办事处，当时报考的学生共5871人，经过初试和复试，录取本科学生518人，先修班学生185人，达到了广收天下英才而教之的程度。
赵太侔的青年时代，追求个人奋斗，旨在成名成家。壮年时代进而关心国家命运，以办好学校、培育人才、实现教育救国为己任。他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任期中，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甚理解，认为学生只有读书成才，将来才能救国，所以采取劝服、说服等办法。但是，他对学生又寄以无限的希望，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主张“在校言校”，要求师生在校园里按部就班地教与学，即使有的活动有明显左倾色彩，只要不影响教学秩序，他也不予干涉。
山大复校后成立的第一个左翼青年新报社，其刊名《青年新报》就是赵太侔亲手题写，其报刊登记手续也是通过学校介绍办理的，总务长周钟岐还批准可由山大印刷，并允许使用学校的一个房间。但这份小报以锋利的文笔引起当局反感，仅出版三期即遭当局查封。1934年8月，物理系学生俞启威被青岛当局逮捕，押解济南。赵太侔闻讯，赶到济南，力请国民党山东省主任委员李文斋、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出面保释，并亲领俞启威返回青岛，送给旅费，密嘱速速远走。1946年10月，教育部给赵密电，指令查明中文系教师徐中玉的“共党”嫌疑具报，赵将密电内容告知徐中玉，令其避开，保护了徐。
1947年到1948年，赵太侔对在学生运动中两次被逮捕的200名学生，采取营救措施。亲自修改营救学生文稿，通过校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被关押学生一律不作旷课论处，保留他们的学籍。被捕学生从看守所传出信函，请他以校长地位，呼吁社会贤达进行干预，他应诺予以交涉。这一时期校内学术空气浓厚，同时民主活动活跃，有长风社等文学社团，方生剧社等剧团，大众乐团等音乐社团。
1949年4月，有人劝赵太侔出走南逃，他也曾接教育部密电，嘱令随驻青海军南下广州。但赵留意已决，乃秘密住进医学院附属医院第四病房（该病房不对外开放）。青岛绥署主任刘安祺南逃时，奉命到绥远路赵的寓所胁迫同行，无奈已人去楼空。
这位历经风浪的资深国民党文职官员，能毅然留下来，大致有三个因素：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统治注定失败，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对亲手经营多年的山东大学有依恋之情；自信没有“罪行”。他于1949年11月21日填写的一份登记表中写道：“青岛的解放，解除了我的压迫，解脱了我的枷锁，使我得到解救，使我对革命的前途又生出新的希望。”
两次在国立山东大学担任校长的赵太侔，对山东大学发展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几乎众口一词，山东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形成，赵太侔功不可没。他在与杨振声一起在青岛创办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同时，也为20世纪30年代青岛文化的繁荣搭建了一个良好平台。不仅如此，他筹建了中国第一个本科水产系，筹建了海洋研究所，以及后来在该所的基础上成立海洋系，应该说赵太侔为山东海洋学院的诞生夯实了学科基础。青岛因为众多国字号海洋机构“扎堆”。追根溯源，青岛海洋科技城的源头应是国立山东大学，许多“国”字号海洋机构的掌门人都是“山大人”，如童第周、曾呈奎、张玺、朱树屏等，他们都是赵太侔聘请来山大任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太侔为青岛成为海洋科技城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
针对他当年处理学生运动的是是非非则有非议，有人甚至斥之为“反动校长”。四九年后长时期内，赵太侔似乎都是个“灰色人物”。据档案记载，因涉嫌学运的有关问题，赵太侔于曾被处管制一年，1951年12月才恢复公民权。1959年5月，在山东大学党委署名的《赵太侔小传》中，其结语中仍写着“1948年又积极支持国民党特刑庭逮捕进步学生，此问题尚未结论”。难怪赵太侔思想上的阴影一直挥之难去。他在1965年6月30日填写的一张登记表上，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中，都填了1936年和1948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内处理学生的事件，说明他心有余悸。
赵太侔性情沉静敦厚，律己而又自信，细心而又果断，鲜言寡笑，不尚掩饰，不作无聊应酬。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清廉为怀，淡泊自持，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情怀。
赵太侔作为早期国民党员，从1926年至1928年在国民政府担任过一些职务，参加了大革命，从北京到广州，继而到武汉到济南，见证了宁汉合流与分裂，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与了收复汉口和九江外国租界的活动。这个时期，赵太侔是热衷政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参加同盟会的老领导、老朋友丁惟汾、王乐平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还有他的北大同学何思源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赵太侔担任这些职务，盛情难却。
从1928年起，赵太侔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弃政从教，老朋友王乐平的被暗杀，使他厌恶了政治。赵太侔在一份自传里谈了对政治的看法：“王乐平是我的生平好友，蒋介石竟使人将他刺死，这种种倒行逆施，使我非常厌恶，因此动了逃避政治的念头，尽管政治是无可逃避的，我没有想出办法与之完全绝缘，于是我选择了教育工作，以为这与实际政治的距离远一些，这种幻觉许多年一直在我意识里盘踞着。”
四九年后，赵太侔任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1958年山东大学奉命迁校济南时，他表示愿留青岛。在新组建的山东海洋学院任外语教研室教授、院务委员会委员，还任政协山东省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及民革山东省常委和青岛市副主任委员等。晚年，他致力于汉字改革的研究工作，写有《汉字改革方案》《汉字新法打字机拟文》等文稿，受到国务院高等教育部、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的重视。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文稿全部丢失。
赵太侔之于青岛，之于山东大学，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已有公论，自不待言。然赵先生天性寡言，也没留下什么著作，身后又长期被遗忘，这使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今人对他的了解就十分困难。上文所述，只不过是他的一幅人生履历表式的速描。好在他的好友，在著作或回忆中有一些相关的描写，这就使赵先生的形象丰满了不少。例如，梁实秋先生在其雅舍散文里，留下了赵太侔的几个精彩片段。他认为，赵太侔是一个寡于言的“奇人”。他们相识于美国纽约，后在国立山大共事，赵是校长，梁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说，赵太侔在任校长时，就不善于与官员打交道，他经常聘请众多名人来校讲座，就是不聘请官员来校训话，所以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渠、青岛市长沈鸿烈对他都不感冒，经常借故拖欠或减少国立山大的经费。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赵太侔于1936年去职。梁实秋在文章写道：赵太侔，“寡言笑”的人，闻一多的老朋友，“他曾到上海来看我，进门一言不发，只是低头，我也耐住性子不发一言，两人抽完一包烟，他才起身而去”。赵太侔一言不发，梁实秋感叹，“饶有六朝人的风度”。几位与赵太侔共过事的老先生，他们一致的印象就是赵太侔“不说话，很少说话”。赵太侔的孙女赵红女士记忆中的爷爷也是沉默寡语，虽然如此，他生活却很有规律。
“文革”初期，赵太侔在沉默中选择了死亡。1968年4月的一个深夜，赵太侔纵身跳进青岛栈桥前海，一个孤独的身影从世间消失了，他试图以生命的尊严，洗掉那个动乱时代强加在他身上的污垢。
1979年10月，山东海洋学院为赵太侔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赞扬其人品道德，肯定其功劳业绩，做出了历史的评价。
（根据海大杨鸿勋素材，改写于2014年3月16日，被收入《青岛民革六十年》，青岛出版社，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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