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另境（1904-1972），谱名令俊，字孟养、若君，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东栅人，“另境”是他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后作为常用名。
乌镇孔氏是南渡的圣人苗裔，当地大家，按谱，孔另境排在衍圣公的第七十六代子孙中，他的曾祖父孔庆增留下了一座庸园，人称“孔家花园”，占地十余亩，闻名百里，祖父孔繁麟，毕生从商却心向风雅，对中国旧学问有相当的研究，收藏了大量的字画古玩。
另境四岁入私塾。
如果中国这趟列车沿着千年的旧轨道跑下去，他走的必定是读书，科举，做官，起码是乡绅的路，但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化实在太大，两年后，孔便改读新式小学了。家乡的植材小学毕业，赴嘉兴第二中学读书，其间，满清灭亡，民国成立，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孔参加了同乡沈雁冰、沈泽民等组织的“新桐乡青年社”，接触了新知识、新思想，因带头闹学潮，被迫停学。
家里得到这个消息，祖父要他回乡继承祖业，而他不愿株守家园，希望到上海读大学，一时，祖孙起了冲突。这时，他的姊姊孔德沚已嫁给沈雁冰，即后来的大文豪茅盾，沈思想左倾，社会活动繁多，最终，在姐夫的帮助下，祖父退让，1923年，孔考入当时的革命学府——上海大学，开始了他的政治和文学活动，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丁玲等。
孔先生只活了68岁，寿并不永，可经历却颇为复杂、坎坷：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寄迹文坛，出入于创作、编辑、出版、戏剧、教育、宣传，以及经营管理诸领域，别的不说，单是牢狱之灾，他的一生就领受了四回。
这样的人生，是值得后人倾注精力去研究的。
虽然写作起步较早，也有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孔不是必提的人物，施蛰存先生对他这位老同学创作方面的评价是：“他对文艺是有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他的女儿孔海珠则认为：“父亲写作的高峰期有两段，分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自四十五岁以后，作品很少，再以后，几乎是空白。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是在编辑的岗位上尽职，即所谓‘为他人做嫁衣’”。
然而，创作之外，施先生承认，孔另境不朽的“文艺业绩”在于——“他编的《小说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
孔海珠说，她的爸爸“是个史料迷，尤其是对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总是有意识地点滴收集，希望能聚沙成塔，真实地反映其历史场景”。
可知，孔的最高价值在“史”。
此文，就是想以孔先生留下的史料学及历史著述为线索，以作品出版或问世的时间为序，勾勒他作为学者的一个人生侧面，以彰先生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编辑并撰钞例，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收录了58位作家的220封书信，刊印手迹14幅，柳亚子题签，鲁迅作序。
书的辑录、编纂、印刷、出版过程，不到一年。1935年，孔另境失业，生计艰窘，除了写点短文换几文稿酬，还计划编一本“尚能吸引读者”的作家书信集，为自己，可以谋稻粱，为文坛，可以留下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利用文艺界的人际关系，四处发函，征集作家信件，而那些藏信的朋友如茅盾、施蛰存、李霁野、台静农、郑振铎等人，也纷纷响应，慷慨提供，一时便汇集了不少。
只有鲁迅，收到孔的信后，11月1日复了一个短简，明确表示“没法相帮”。其时的鲁迅先生在文坛的地位如泰山北斗，通过茅盾夫妇，与孔也已相当熟悉，说没法相帮，是因为：一，鲁迅写信向来无底，再就是，他收到别人的信，看后即毁去，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牵连对方。
鲁迅提供不出信，孔便要他写一篇序，并且告诉他：作用是在容易卖钱。（注）
“他仿佛不相信似的，但马上就答应了，第三天序寄给我，第四天就拿到稿费”。这是孔另境对这件事最早的记述。
“他们倒还收我的序。当初我怕反会妨碍你的书呢。”鲁迅听孔说他的序竟发生了那样大的效力，惊奇地笑了。
“我知道绝不会的，而且——老实说，这本书原会挨骂的，现在就绝不会了。”孔进一步解释。
书签由柳亚子题写，柳一共题了二纸，一曰“现代作家书简”，一曰“当代文人尺牍钞”，任孔选用，孔选了前者。
很快，书由生活书店印好，一经面世，销路不错，得到不少好评。
封面简单庄重，就是洁白的底色，中间纵排着柳写的墨字。鲁序在前，起笔就点出：读现在的“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如“日记或书信”的目的，与古代“丽句清词”的“朝章国故”，已有很大的不同，“逺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那么，“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因此，从“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孔另境的“钞例”在后。“作家之言行……藉他人之记载，究不如作家自我报告之可证，此所以自来文人之日记与书翰，其价值均足与其著作相埒也”，不过“日记非人人俱备，书翰则无人或阙……迩来书翰之刊行日伙，而类皆遗札与情简，欲求总集名家，兼收并蓄，尚罕寓目”，因有“本集之纂”。
20世纪前叶，中国出版尺牍类的书，流行过一种风气，就是打乱原书、原稿的次序，由编者来分门别类地重新组合，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如《曾文正公家书》《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等，都有这种版本。这样做，固然有以类相从，使人开卷了然的好处，可是书信毕竟不同于作文，不一定一封信只有一个主题，所以这种分类的不好处，是有时失之牵强，甚至画蛇添足。为避免此弊，孔氏此编“概以人为主，不论事关学术研讨，友情通问，琐碎沓务，杂然并陈，未为排比也”，就是以写信的人为纲，凡该人所作书信，以时间先后为序，以收信人为单元，一一照录。
今天看，孔先生编辑这部书信集，实在是有眼光、有功德的举措。文人、作家书信中涉及的写作、议论、出版、学术，乃至交游、馈遗、飮馔等，较之庙堂社稷，当然是小事，然而究竟是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不是没有意义的一部分，是值得保存的，况且两年之后，抗战暴发，大片国土沦丧，文人们逃来逃去，身家性命尚且朝不保夕，身外的书籍信函，大都毁损散佚殆尽，这就更显出“书简”的可宝！孔编书时，施蛰存提供了数十封书信，但还有一些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等人的，当时不愿全部拿出来发表，藏于松江家中，抗战中全部毁于炮火和盗贼，近半个世纪后，施氏感慨，这“铸成了大错”“倒是交给另境编录的那些信件，再也不会消失了”。
后半生侨居香港的叶灵凤，早年是创造社中人，和郁达夫关系密切，有一段时间，大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吧，郁达夫、王映霞二人的婚恋，又令许多人有兴趣提起而议论纷纷，“可是由于郁氏早已去世多年，他不再有说话的机会，因此，使得当年躬与其事的人，读到别人的文章，不免有一点感伤”。他想起“一二八”后，郁移家杭城，在新筑就的“风雨茅庐”中写给自己的一封信，那是几年来他们闹了一点芥蒂后的复交信。郁执笔写此信时，恰好施蛰存旅杭，过访“风雨茅庐”，亲见郁写信的过程，亲耳听到王映霞在旁解释：“两人现在讲和了”。施曾将这情景讲给叶听。匆匆数十年，信的原件早已没有了踪影，就是录存了那信的“书简”原书，叶也失却了多年，为了再读一读郁氏的信，他致函仍居上海的老友施蛰存，请他代觅一册，而书名，叶记成了《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集》了。施回信，说那一类的旧书，本来是很普通的，但出版年代久了，近年又有许多人喜欢搜集这类史料，一时要买也不容易，只好“可遇而不可求”了。叶得覆书，叹道：“看那口气，几时能给我买到那本书，已经没有把握”，于是，他就记忆所及，写下了一篇随笔《郁达夫先生的身后是非》，提到孔所编的书，仍用了他误记的书名。
那时，别说读者，就是编者孔另境，手边也没有存书了。20世纪60年代初，孔海珠刚参加工作，孔另境便嘱咐女儿留意找找那本“书简”。很费了些时间，海珠真的从旧书店买到了一本。孔得书大喜，抚摸著书册，娓娓给女儿叙说了编集的经过。
后来可能真的是需求者不少，香港的一新书店曾翻印——其实就是盗印了一本，没标注日期，书名改为《现代中国作家书信》，内容一点没变。
“文革”结束，孔另境被平反，恢复名誉。八十年代初，广州花城出版社拟再版《现代作家书简》，可是经历了十数年的书厄，一时竟找不到一册原书，最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朋友的帮助下，买到香港的翻印本，孔氏身后的这一纪念活动才得以进行下去。
出版社以香港本为底本重印，文字由繁体字纵排改为简体字横排，书前加了一篇孔夫人金韵琴女士的“新版的话”。开本由小32开改为大32开，封面请钱君匋先生重新设计：整个纸页纵分为三部分，中间略宽，红底色，直排墨笔大字书名，两边窄些，白色，右上角四个小字“孔另境编”，也是直排，大小十个字，均为钱氏手迹，左上角是一张蓝色的普通邮票加盖了一个略显模糊的邮戳的图案，依稀能辨识出邮戳上“北京……1981……”等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组合的字样，左下角“花城出版社”五个字是印刷体。书中辑录的信函，有些原件就保留在孔氏手中，“文革”开始，曾作为罪证被抄走，后来居然发还了大部分，所以这次重版，又拍照增加了16幅手迹，这可以说是“花城版”的殊胜处。
20世纪80年代前叶，上海书店开始大量影印原版的现代文学著作，1985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书店又编印了一套“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每一本书，从封面、内页、封底，都原汁原味地影印，外加统一风格的套封，《现代作家书简》系其中的一种，许多对这本书有兴趣的爱书人，终于可以领略原版的风采了。
当年编书完毕，孔氏便有续编的想法，他在“钞例”中说：“书成仓猝，未能博征海内通才秘宝，难免挂一漏万，他日若有机缘，当再广征琼瑶，以成续编”，而且不久的确又收集了一些书简。可能六十年代中后期，他真的又编起了一本，这事在“文革”开始后孔所写《我的申诉书》中可见一斑：“退休后，我曾编了一部《文人书简集》，毛主席的的信原想贴在第一封的，后来怕有人来看见，重新把它拿了下来，保藏在写字桌内最隐蔽之处，不意这次被红卫兵捡了来。”
其中关于“毛主席”的典故，是1926年毛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部长，沈雁冰做毛的秘书，而孔又是沈的助理，毛、孔曾经“同坐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彼此很熟。1949年建国，孔到北京，想去看望毛，他的姊姊孔德沚劝阻道：毛主席很忙，你别去打扰，写封信就是了。于是孔写了信，通过范文澜转了去，很快收到毛的亲笔复信，孔视为至宝。
那本续编已成的书，在“文革”中不了了之。
拨乱反正后，孔海珠很有完成父亲“续编”的遗愿，她拜访过京沪两地许多健在的父执，谈到再辑书简的意思，但是大多数人早年的信都已片纸无存，辗转地找到一点烬余残篇，即使加上发还的她父亲收集的那些，也凑不成一本。这件事，怕是只能抱恨终天了。
《中国小说史料》
孔另境编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中华书局初版，郑振铎作序。
19世纪末，西学东渐，许多中国传统的观念被颠覆，比如小说，从数千年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九流之末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的重镇，甚至有人将这种文学形式的作用提升到能够开启民智，培养民族新精神的高度，先贤们，如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等，在小说研究或创作领域，都有相当的成果。
在辑录《现代作家书简》之前，孔另境就对中国古典小说萌发了研究的热情。他还是着眼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翻检群书，从159部宋元明清到20世纪30年代前叶的著作中，摘录了与61种小说有关的千余条资料，前后还有“小说考源”“清代小说之禁黜”“批评与杂记”等总论，涉及到版本、目录以及故事演变等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中华书局接受了书稿，1936年7月出版，24开本，封面灰色，中间是书名，大字，右上“孔另境编”，左下“中华书局印行”，都是小字，三行字均为墨笔手书，直排。这书拿在手中，能令读者顿生大方、厚重、庄严之感。
序为郑振铎作。其时郑已是社会知名的学者、藏书家，尤其是在古代戏曲、小说、版画方面，著述颇丰。作为“过来人”，郑深知治小说学的酸甜苦辣，他的序言，开笔就说：“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不明白这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对于小说之‘史’的及内容的探讨上是有多少的不方便与不正确的”。在举了几个因版本、目录不明而陷入研究歧途的事例后，郑提到蒋、鲁、孙三家及孔著：“蒋瑞藻氏的《小说考证》用力殊劬，而内容芜杂。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取材最为可靠，但所收的‘小说’不多。现在孔另境先生的这部《中国小说史料》，是就鲁迅先生的《旧闻钞》而加以扩充的……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后，继之以孔先生这类《中国小说史料》的出版，对于中国小说之版本的和故事的变迁的痕迹，我们已可以很明了的了。”
书问世后，在学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比如戏小说曲专家赵景深先生就曾认真地写过书评：“本书采录宋元明清各家笔记中有关小说的部分，同时也把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和《小说枝谈》以及鲁迅的《小说旧闻钞》所采集的收进去。所以，只是为了研究中国通俗小说，那末，这部《中国小说史料》实是最方便且也比较完备的……孔辑的优点有三：一乃《红楼梦》材料特多，二即乌程（湖州）三大小说家的材料多采光緖《乌程县志》，为他书所未有……三即《三言》《二拍》与《绣榻野史》的增辑，为以前所未有”，赵也谈到了本书的缺点，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小说，应收而未收，等等。这篇书评，后来收入赵景深1939年出版的《小说戏曲新考》。
和《现代作家书简》的命运相似，《中国小说史料》问世不久，也遇到抗战，不得不在战火中沉寂，直到20年后的1956年，才有了再版的机会。
1956年中共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给了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个罕遇的，值得珍惜的，欢欣鼓舞的“春天”，他们，尤其是老知识分子得到了相当的尊重，经济地位被提升，学术的自由空间被扩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版界又重新记起了《中国小说史料》，“最近想要获得一些中国小说史料的人逐渐地多了起来，就常有人殷切地希望这书能够重版，恰巧孔另境先生也有此意”。
但是，彼时孔个人的处境却略显尴尬。
事情是这样的：20世纪前中期，上海有个“春明出版社”，解放后，资方去了台湾，他们请孔去担任经理，孔本不想去，但他的老同学施蛰存劝他答应下来，并天眞地认为，改朝换代了，出版事业大有可为，手头有一个出版社，是很有利的条件，于是孔应聘，走马上任，不料，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时出版机构大改组，“春明”寿终，孔进上海文化出版社做编辑部副主任去了。
刚到一个新单位，大约是无暇修改旧著的，因为赵景深曾对这部书有过中肯的评论，他便请赵“找人来校订增补”。赵景深就按照自己以前对“史料”一书的理解，请了两位朋友章苔深和胡忌，来分头整理。这两位都是行家，章校订过《痛史》，胡是《宋金杂剧考》的著者，做这工作可谓得心应手。
章苔深先生住南京，他到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去查书、借书，翻阅了170多种笔记，“凡是孔先生的原辑都尽可能找几种版本来校勘，择善而从……许多错别字和标点是已经改正过来了……增补了《海角遗编》《希夷梦》……等考证”。
胡忌先生在上海，“做了排比工作，将原书次序大致按照时代重行排列……增补了一些条目，特别注重于最近中国小说史研究者的论文……专取考证部分，每每一篇长文缩成几百字，好像做提要一样。新近出版了有关《红楼梦》的几种诗文集如《四松堂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抄》、《绿烟琐窗集》等，他也抄录了好些首诗”。
赵景深先生以自己二十年前对《中国小说史料》的批评为准则，将章、胡二人抄录的材料“作了一番去取和整理的工作”，交给了孔，孔托陆澹安、金性尧两位先生再校阅一遍，又稍作删、并，新书告成！
1957年5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了修改后的新一版，大32开，封面洁白，中间直排大字的墨笔书名，右上端“孔另境辑录”五个小字，是印刷体，也直排。内容变动的情况，见书后的“赵跋”，就是赵景深1956年8月27日写的一篇后记。郑序依旧，只是初版落款的“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直接变成了“1936年1月14日”。第一次印刷一万五千册，可能销售情况不错，1958年4月第二次印刷，又印了两千册，内容不变，书名的位置、字体不变，只是封面底色改为浅灰色，近天头处加了一条约二指宽的花卉图案，近似砖刻或版画的效果。
这个“新一版”的面世，有些侥幸。
1957年3月，孔代表上海出版界进京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后“大鸣大放”，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孔立刻坐了本系统内部拟“打”的十八位右派的头把交椅，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最终被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等保着过了关，没有触网，虽然一年后追加了一个“漏网大右派”的荆冠，毕竟不在“正册”，出版的“自由”还能享有。
1959年6月，《中国小说史料》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为1958年7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代替了古典文学出版社。这一版的封面为浅灰色，中间淡色团花图案，书名仍是居中直排，字改用印刷体。1961年11月，1962年3月又印了两次。这三个版本，除版权页时间微异，别的，内外均同。
拨乱反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向学、治学之风热烈而谨严，“小说研究”成为不少人的课题，《中国小说史料》又被人记起，作者虽殁，平反的文件已发，名正言顺地可以刊印遗作以为纪念了。198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利用中华的旧纸型，再印“新一版”，小32开，封面为极淡的绛色，满花图案，左侧大字书名，用的是古典文学版的手书，右上角“孔另境编辑”，黑色，右下角“上海古籍出版社”，红色，上下十二个字均为印刷体。
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不独治小说史的人不可或缺，就是闲看小说者，找来翻翻，也是大有益处的。这也是唯一一本孔先生生前亲眼见到的自己的心血为社会承认的书。有人统计，以上印本，总量超过十万册。
《五卅运动史料》 《五卅外交史》 《五卅运动史》
《五卅外交史》，孔另境撰，1946年永祥印书馆初版，1948年12月再版，列为范泉主编的“青年知识文库”第二辑第八种；另两部书稿，都已问世，却出版无门，最终胎死腹中，不知下落。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时，孔另境正是一名大三的学生，21岁的热血青年，他跟同学们一起，从上海大学游行至南京路，呼口号，撒传单，抗议帝国主义血腥屠杀民众，当场被捕，平生第一次进了监狱。从那时起，他就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资料，预备将来写一部完善的，真实地反映这一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著。
1927年，大革命转入低潮。孔另境从武汉被“欢送”出境，回到上海，在还没有公开职业的闲暇中，他想动手来编撰“五卅史”。先前已辑的资料之外，老同学施蛰存又将自己所藏的相关报刊都找了出来，给孔使用。很快，他就编成了一本初稿，还兴冲冲地跑去找蔡元培先生题了书签，也许是觉得还不够完备吧，没有急于出版。
此后数年，孔辗转于天津、温州等地，1933年回到上海，从事职业写作之余，再度补充“五卅史”，现在可知的，是他曾托好友李霁野代觅《国周》《五卅痛史》等资料。大约是1934到1936年之间，孔另境编就了八巨册《五卅运动史料》，百万字，中华书局慧眼识宝，立刻购买了版权。但是很快就遇上“卢沟桥事变”，诸事搁置，直到抗战胜利一年后的1946年7月，才由永祥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五卅外交史》。孔在绪言里说：这只是他打算写的“《五卅运动史》中的一章，把它单独刊印了。已编好的一册《五卅运动史料》，现在中华书局”。
初版的《五卅外交史》，32开本，薄薄的一册，内文纵排，封面的书名在靠天头四分之一处，宋体大字，落一行为作者名，宋体小字，均为横排左行，黑色，页面重心处方框中的花、叶图案，接近天、地的三条装饰横线，接近书口、书脊的单竖线，以及近地脚处横排左行的“永祥印书馆刊”六个字，都是绿色。扉页除了书名、作者、印者，还有“范泉主编，青年知识文库，第二辑，第八种”等字样，书末的版权页列有“第二辑共十集”的目录。
正文八章：
一、绪言；
二、惨案起后上海交涉署的交涉；
三、北京外交部的三次抗议；
四、上海谈判的经过；
五、北京的催开会议；
六、司法重查的实行；
七、五卅交涉的最后一幕；
八、结论。
另有附录“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四先决条件与十三条件”等。
内容不多，可从中能看出作者搜集资料的深度、广度，运用资料的严谨的逻辑性。
1948年12月，《五卅外交史》仍由永祥印书馆再版。
1949年，改朝换代，当年中华书局的版权合同，当然不再算数，八大册“史料”还是待字闺中。一“待”十余年，到了1961年，时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的孔另境，由于许久没有发表作品，向单位请了一年半的创作假，想修订那部搁置已久的旧稿。他确立了编撰的原则：“章章节节有来历，字字句句有根据”。
暂时摆脱了连年累月写不完的检查，得以安心治学，孔先生很珍惜这段时间，假期中，他对《五卅运动史料》做了最后的补充、修订、整理。抚摸着装订成册的大叠原稿，孔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叫过女儿海珠，说：多年的心血，现在终于可以交稿了。“前言”，他也写得激情澎湃，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光荣的史册上，将记载着这许许多多英勇动人的诗篇。它是直接为1926年开始到全国解放战争准备了思想基础和人力基础。它以血的教训打破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作为参加当年运动者的一分子，回忆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又想起那一年以后奔赴广州时的心情，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心和干劲，使我坚决要完成这件有意义的资料搜集工作。”
《五卅运动史料》整理完，孔开始了《五卅运动史》的编撰。两部书的篇幅和撰写时间，从以下资料里可以看出一点线索。
1966年8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暴发，月底，孔家被抄，10月，又经历了第二次抄家，孔另境忍无可忍，于次年2月27日写下一篇长达5500字的《愤怒的控诉》，其中有这样的质问：“……把我的一部刚写完的《五卅运动史》（初稿，约50万字）也拿去了。你们拿去，审读了没有？”
1967年7月，孔的一份“交代材料”中又提道：“我因为积集了不少有关五卅运动的材料，打算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料》。听说上海历史研究所也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于是去看了一次白彦，请他和历史研究所谈谈，是否可以采取合编的办法，或把我积集的材料供给他们。后来白彦要丁景唐去接洽这件事，过了好几个月，没有接洽成功。于是我也改变计划，爽性试编一部《五卅运动史》。这事大约在六二到六三年。”
孔还有一份《我的申诉书》，不知具体的书写时间，但一定是六十年代后期的东西：“我在最近两年内，编著了一部《五卅运动史》，全书五十余万言，这次也被红卫兵搜查到所里来了。这部稿子应该说是代表我最近思想的……”
由此可知：《五卅运动史料》起笔于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写出初稿，定稿则完成于60年代前期，每部约100万字；《五卅运动史》，60年代中后期告竣，50余万字。
运动后期，被抄走的《五卅运动史》竟又原封不动地发还了。孔另境望着无恙的稿本，惊喜异常，连声说：宝贝回来了，宝贝回来了。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种形势下，书稿虽在，出版是无望的。
后来上海有关单位要整理工人运动史，向参加过工运的老人们调查情况，孔另境先生作为参加过，并且研究过“五卅运动”的健在者，也在被访之列。他非常高兴，面对来访者，托出了自己的《五卅运动史》：“我这部多年前的稿子，就送你们作参考吧，至少可免去你们寻找资料之苦。这样，我的书稿也可以发挥作用了。”
他并不知道，“整理工运史”云云，只是那时的一个政治任务，与学术研究无涉，运动结束，事过境迁，机构撤销，人员作鸟兽散，谁还去关心资料？孔先生的书稿下落不明。
30年代完成的，版权售于中华书局的《五卅运动史料》初稿，60年代初的《五卅运动史料》定稿，以及稍后的《五卅运动史》，历经战乱、动荡岁月，不知尚在人间否。
数十年心血付诸东流，这是孔先生人生大悲剧之中一个不小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学术大损失中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痛别鲁迅》
孔海珠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初版。
此书虽非孔另境先生亲着，却是在他积存的大量照片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孔海珠女士在书前有一段献辞：“感谢先父珍藏真实反映鲁迅葬仪的近百幅珍贵照片。谨以本书纪念我的父亲——孔另境百年诞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能体现孔的“史料迷”特性。
孔另境和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前文提到鲁迅为《现代作家书简》写序的事，只是其一，更早几年，鲁迅还为救孔出狱而尽过力。
“四·一二”事变后，孔由潘漠华介绍，到天津教书，他没有带中共的关系，与天津党只能保持党外联系，那边的组织要他用公开的地址收邮件，做联络。苏联源源不断地寄来的宣传品，引起了当局的怀疑，随着宣传品的没收，孔也被逮捕。时在1931年10月。因为案情较重，很快地，从天津把他押送北平行营。孔捎信向姐姐孔德沚求救，可是姐姐和姐夫沈雁冰此前都未在北平待过，没有好办法，他们想到鲁迅曾在教育部工作多年，或许有在平的熟人，于是来请鲁迅帮忙。鲁迅很认真，写信给南京的好友许寿裳，请许和自己联名致书北平的老同学汤尔和，称孔是旧日学生，无党无派，误入囹圄，求汤帮助斡旋一下。
天津方面具体奔走的，是鲁迅的学生，孔的同事兼好友李霁野、台静农。
汤尔和是鲁、许留学日本的同学，医学专家，曾任北平医专校长，又热心政治，还曾历任教育、财政、内务总长，跟北平行营主任张学良能说上话。
鲁迅、许寿裳的联名信发出后，李霁野马上到汤尔和的官邸求见，可是前后五次，都未见上，这时孔另境在狱中已押了两个月，姐姐孔德沚很着急，找鲁迅“再想想办法”，鲁又致许函，请许写一介绍信，让李霁野持信求见。这样，李才见上了汤尔和，通过各种努力，孔被羁百余日后，终于出狱，1932年初，回到上海愚园路姐姐、姐夫家中。
孔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感谢鲁迅“这个富有侠义心肠的老头儿”，在一个西北风刺人的早晨，他记牢了打听来的地址，一个人登门去，冒昧而不失亲切地结识了鲁迅，从此做了鲁迅晚年身边的坚定追随者，而鲁迅也在人格、思想、学问等方面给了孔极大的教益，成为给他影响最大的“生平的第一人”。
孔家有一只和社上海鲁迅纪念馆一模一样的书橱。
1933年4月到1935年3月之间，鲁迅和茅盾两家同住在大陆新村，是前后门相望的邻居，鲁迅亲自设计，请木匠做了一口书橱，送橱的那天，恰好茅盾到鲁迅家来，见到书橱，由衷地喜爱，立刻请同一匠人按原样再做一只。后值战乱，茅盾全家离沪，家具不能带走，只好送人，那只书橱，送了内弟孔另境。孔很珍惜这只书橱，一直放在四川北路寓所的书房中，在书橱上下层中间带锁的抽屉里，他藏了一些比较珍贵的史料。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先生逝世，上午，孔另境便赶往大陆新村的周宅，在随后几天的哀悼、守灵、治丧、安葬等活动中，孔都是核心人物，担任干事。他爱好摄影，有一架相机，葬仪中抽空抓拍了许多照片，加上现场的一些专业摄影师赠送的，足有一百多张，事后他整理成一本专门的相册，一直精心收藏在鲁迅设计、茅盾赠送的那只书橱的抽屉里。
鲁迅是在中国“风雨晦暝”的艰境中突然逝世的，当时的零星报道铺天盖地，可是并没有一本系统的、完整的记录汇集，直到次年，上海沦陷，在“孤岛”上的进步文人，才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出版了一本资料汇编性质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后记”说，还想出“一本侧重于研究性质的‘纪念册’……但到了8月13日，炮声一响，一切都陷于停顿。遗憾的是手迹、逝世及葬仪的种种照片以及歌谱等，都因经济及时间关系，未能附入。”
这一“遗憾”，便是68年。
其间历经了诸多的战乱兵燹、政治运动，鲁迅身后，渐渐地被跻入神坛，但他生前信任、亲近的人却大多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有些竟被直接打入了另册。不少人曾回忆自己参加鲁迅葬仪的经过，但都是片段式的，比如孔另境，作为一个鲁迅葬仪自始至终的亲历者，对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极为熟悉，他还参加了1956年的鲁迅迁葬仪式，也拍过照片，本来是完全可以写一本《鲁迅安葬详记》的，却只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8月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鲁迅先生的丧仪》，发表于《文艺春秋》第三卷第四期，配用的照片，全都来自那本相册。
相册厚厚的，很精致，就像一本精装书，女儿海珠记事儿后，孔经常翻开，指着照片，给她讲述当时的情形，告诉她，这人是谁，那人是谁，久而久之，孔海珠“看着照片，我也仿佛亲身经历了鲁迅葬仪的全场景”。
1957年以后，孔就蹭蹬偃蹇，厄运连连，自顾不暇了，珍藏的有关鲁迅葬仪的照片，有生之年没有再用到。“文革”开始，那本相册和别的物品一同被抄，孔耿耿于怀，申诉、追讨，直到1972年9月他离开这个世界，“上面”也没有给出个结果。
多年以后，家属辗转打听到，那本相册，还有四封鲁迅的亲笔信，都由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决定，移交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了，时在1971年2月。他们既喜且悲，喜的是几件珍贵文物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归宿，悲的是它们的主人生前并不知晓这一消息。
随着年龄、阅历、学识的增长，孔海珠女士越来越感觉到：“回顾文坛，回顾历史，伟大的鲁迅只有一个，他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至今仍是无人可以比拟。他逝世时受到的哀荣，在文化人的葬仪中，也是屈指可数。今天回顾……那次万人挽歌送葬，那时的悲痛情景，至今令人动容”，感悟到：“在鲁迅先生葬仪四天里发生的事，不仅是一个家庭哀痛的记录，也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生命的终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却没有出版过一本痛别鲁迅，记载葬仪全过程的书籍，展现当年激动人心的场面，激活人们心中的鲁迅，追忆这位‘民族魂’带给我们刻骨铭心的震撼和民族精神的升华”。
可能是有“史料迷”的遗传，又有父亲多次的讲述打底，孔海珠毅然地“领受了建造这纪念碑的工程”的重任，希望自己能填补“鲁迅殡仪完整史料”的空白。
她想到了自幼看熟了的相册，向上海鲁迅纪念馆请求：再翻一翻那些照片。馆方同意，不仅赠送了翻拍件，还提供了不少别的照片资料。
拥有了自家老相册的复制件，孔海珠进一步征文考献：查阅档案资料，访问身历其事的健在者。
她得到了热情的帮助。鲁迅先生的独生子周海婴见到那本相册，连呼“珍贵”，有些照片他都没有见过，马上答应以自家的藏品为孔海珠“补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痛别鲁迅》这“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全面记录鲁迅先生葬仪的专题书”告竣。全书除“引言”“附录”“后记”，共分十五章，简述如下：
一、大陆新村九号发丧；
二、文化人奔丧；
三、成立治丧委员会；
四、《唁电》、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五、黑色柩车；
六、骨瘦如柴，病况严重；
七、生命的最后时刻；
八、守灵；
九、开吊；
十、挽联、挽歌；
十一、扶柩人和抬棺人；
十二、出殡队伍；
十三、万国公墓；
十四、葬后事宜；
十五、迁葬虹口。
仅从这些简目，就能看出记述的全面，巨细兼顾。更可贵的是，书中配了200幅照片，
100多幅是首次面世，葬仪中唱的挽歌，她搜集到五首，连词带谱，全有照片。照片，不只是更直接、更感性地再现历史，还能让久悬未决的疑案有所论定，比如，鲁迅出殡那天的抬棺人数，数十年来，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书通过对不同角度拍摄的擡棺照片的分析、考证、统计，得出结论：从万国殡仪馆启灵时，第一次的抬棺人，12位，分两排，到了墓地，将灵柩放入墓穴中的人数，16位。
《痛别鲁迅》，可以看做孔另境先生，这位“史料迷”，对史料学的最后贡献。
注：
这个说法取自1936年10月29日孔另境《我的记忆》，文章发表于同年11月10日《光明》第一卷十一期，后收入《秋窗集》。孔晚年对女儿海珠的讲述，与此稍异，见孔海珠1982年撰写的《父亲与<现代作家书简>》：“鲁迅先生‘没法相帮’是出于实情，事情本来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不料几天以后，父亲却收到了鲁迅先生专为此书写的一篇序文，这使父亲感动得流下泪来。”因为是相隔时间较远的回忆，此不取。
2018年4月5日岁次戊戌清明节凄风冷雨中于街里偏斋
参考文献：
孔海珠撰《霜重色愈浓·孔另境》，东方出版中心二〇〇年版。
孔海珠编《庸园新集——孔另境自述散文》，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孔海珠编《秋窗晚集——孔另境文史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书店一九八五年影印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版；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新版。
孔另境纂《中国小说史料》，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五月新一版，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次印刷；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六月新一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一九六二年三月第三次印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新一版。
孔另境编撰《五卅外交史》，一九四六年永祥印书馆初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版。
孔海珠撰《痛别鲁迅》，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施蛰存撰《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叶灵凤文集第四卷（随笔）·天才与悲剧》，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李霁野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二零二零年六月号，原标题《史料迷孔另境》，本站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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