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枪
八连丢了一枝手枪，全团立刻紧张起来。枪大约是头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丢的。按要求，军人集会、看电影等必须携带自己的武器。可是八连的车长却把枪忘在枕头底下，只顾兴冲冲夹着马扎子在队伍中唱着歌去了广场。
等电影散场，这个车长回宿舍一摸枕头底下，手枪没了！他原以为是别人同他开玩笑，于是挨个问谁藏起了他的枪。可是问遍了每一个人，回答都说不知道，没见着。
他渐渐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一群人帮着他找起来，床上床下，屋前屋后，终于没见到手枪和子弹袋的影子。车长开始手指哆嗦，继尔牙齿得得直颤，说不出话来，后来眼发直。
第二天全团戒严，谁也不准外出。通营房的公共汽车空落落地回去了。驾驶员、售票员大惑不解，见人就问，没人敢告诉为什么。绿色的掉漆的车厢外表仿佛也吓得发白，象八连几个干部的嘴唇。
听老战士说，团首长按惯例迅速报告了北京总参，丢失的这枝五四式手枪的号码会立刻出现在全国各个边境哨所的记事簿里。同时，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也会收到印有枪号的紧急通知。当然不排除内部盗枪的可能性，而且这可能性还很大。于是戒严，戒备森严，每道岗都是双岗，由各连队干部亲自带岗，象铁桶一样，营房被紧紧箍起来。每一个来队探亲的军人亲属一律暂缓返家。全团每个干部、战士分别写出丢枪的那天每一个小时的活动，从起床到睡觉，每一小时的活动内容旁边必须写上证明人。
我记不准那天每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只好问别人，别人就疑疑惑惑地盯着我看。还有的战士找我当他某个小时的证明人，我也疑疑惑惑地盯着他看，看得对方心虚地把眼往别处撒摸。
政治学习、军事训练都停了。一拨一拨的人全拿着工具去找枪。每一堆沙土都要掘开看看，每个墙角的碎砖、乱石都要坦露开。当时正逢部队施工建房，营房大院堆着几十卡车的细沙，还有象小山似的砖堆。不知手枪是否被戳进沙里，或者扔进砖缝里，于是就用铁锹翻沙子，从这头翻到那头。
政委、团长、营长、股长……全在带头干，一锨锨地翻。我看到又矮又胖的军务股长油亮的脑门汗津津的，他扶了扶眼镜，用手绢擦汗，大声说，“我看它能跑到哪儿去!”那神态活象电影《小兵张嘎》上吃西瓜不给钱的汉奸。我差点笑出声来。
从枣庄入伍的小顾嘴很俏皮，他学着团长挖沙的样子，笨拙地一扬一扬，又象电影《地道战》里的高司令那样，鼓着大眼球吼道：“挖地三尺！挖地三尺！”惹得我们使劲憋着不敢大笑出来，有的只好跑到远处去大笑。
人多力量大。像蚂蚁搬家，几天功夫，一座座沙、砖的丘岭都移了位置，可是一无结果。
捞井小组传来捷报：他们创造了高速度，仅用三天就把营区周围的四口井全部抽干。不过井底并没有发现手枪和子弹。总算又排除了一个可疑的地点。
保管室的门被打开了，每个战士上锁的提包，被另外连队的干部统统检查了一遍。那提包原是战士最隐秘的一角，存放省下的军装、情书和舍不得花的零钱。从提包里又传捷报：发现了一大批战士不应有的东西，例如坦克上的活动扳手、有机玻璃、工作帽、游标卡尺，有的还有子弹!一律没收，给予行政批评。可是还没有发现手枪。
团长在军人大会上讲，这枝枪一天不找到，就有一天出人命的危险。一颗子弹一条命呀!
于是又发疯般地挖地、搬砖、清理墙角、掀屋檐，麻雀大的小的乱叫乱飞，有的冲进炊事班的锅里。
可恶的手枪还没找到。
后来人们渐渐疲沓了。学习讨论、出操训练又忙碌起来。我几乎都忘了手枪的事了。可是忽然有一天，传说青岛出了件杀人案，于是整个营房又沸沸扬扬起来，猜测说凶犯可能偷的八连那枝枪。但后来又查明，枪号不对。那个凶犯是某部队首长的儿子，他用他老革命爸爸的手枪作的案。
直到我复员，八连那枝枪仍没有任何音信。回地方又是几年过去了，不知部队现在还翻不翻土、掀不掀屋檐找那枝枪了。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真让人难忘。
1988.9.17
原载《美文》1994年1月号
看电影
“真的？听谁说的？”
听到的人飞快地把消息又传给别人。未到天黑，营房附近的村民们也听说了，成群结队地扛着板凳向部队驻地走来。
如果演电影的这天正逢伙房改善伙食，例如吃包子，那就是喜上加喜。战士们有个顺口溜：“吃包子看电影，给个县长不换。”
我虽然生在城市，比那些没坐过火车、没穿过尼龙袜子的农村兵多些见识，但也是盼望跳进看电影欢乐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我记得每当傍晚集合看电影时，晚风变得非常柔和，战友们整齐地排着队，路上喊的号子特别响亮，每个人的眼睛贼亮，胸脯挺得老高。
看电影是部队生活中难得的一次享受，不论什么片子，甚至枯燥的科教片、纪录片，大伙都看得兴致盎然，有滋有味。一场电影过去，人们总要议论好几天，为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
有一次看电影却出了事。
那是1973年，社会上沸沸扬扬传闻有一部叫《卖花姑娘》的朝鲜电影，如何如何悲，如何使人涕泪难禁。终于有一天传说部队从青岛租来了片子，晚上要演《卖花姑娘》了。
到各连队集合队伍唱着歌儿，兴高彩烈赶到座落在营房附近的操场一看，各连队的人，包括团干部们全傻眼了：操场上黑压压早挤满了从各村赶来的老百姓，他们把偌大的操场挤得水泄不通，团值班员军务科的朱科长被挤在操场中央，嘴里拼命吹着哨子，手里挥着黄色的军令旗，而周围的村民们老老少少，根本不听他的，朱科长像汪洋大海中的一根稻草，徒劳地乱挥乱舞，好象要被人流淹没。远远地被老百姓挤在操场边上的连队战士，眼巴巴地看着，根本靠不上边。
我心里涌出了一阵恐惧。
我想起了前不久青岛第一体育场的那场惨案。那是国家田径队到青岛来表演，有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名将倪志钦。青岛第一体育场人山人海，没有入场票的观众挤破了铁门，巨浪般无法遏止的人流踩死了一百多名观众，造成了震惊全世界的惨案。据说第二天的体育场上，带着鲜血的各种鞋子堆成了小山。
现在，电影还没开演，各村庄闻讯赶来的老百姓仍络绎不绝，像一股股黑色的浊流，正涌向越来越狭仄、拥挤的操场。
团首长果断下了命令：停止演电影，各连队撤回，电影组摘下银幕，返回宿舍待命。
连队撤走了，老百姓仍不走，指望等一阵还能演。
部队用高音喇叭宣传：老乡们，同胞们！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今天晚上不演电影了，望你们返回村庄，望你们返回村庄！
喊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有一些村民走了。
这时部队悄悄下达了命令：电影将在半夜演，各连队做好紧急集合的准备。谁知更有狡猾的村民，他们串进营房，看到连队战士没解背包，就知在等紧急集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又有许多百姓返回了操场，找来垫座的砖、石，准备打持久战。
这时已是深夜12点多钟了，原先应静寂无声的营房，仍然被门外、窗外窥视情况的村民的手电筒光、嘈杂的说话声所鼎扰。
我同战友们一样，合衣躺在床上，有一种大年三十，过年放鞭炮，或是在集市上的感觉。
鉴于百姓们太聪明、太倔犟，团首长又下达命令：全体指战员像以往一样，脱衣解帽，熄灯正式睡觉。
于是我们又纷纷钻出被窝，脱衣服，煞有介事地睡觉。
终于真睡着了，我突然听到有低低的吆喝声：“快起床！快起床！集合看电影！”
我们这次紧急集合，怕临近村庄听到信息，连平时的集合号都没吹，各个连、排口头通知，像参加一次偷袭战斗。
战士们手脚利落，乒乒乓乓地穿将起来，冒着凌晨的寒风，悄无声息地集合起来，沙沙沙地向操场列队而去。
此时天已蒙蒙亮了。
操场上还真有些不怕冻的村民，但他们已经人数稀少了。部队把他们清理到边上，十几个长条形的扛枪的连队行列坐到了操场上，电影接着开演了。
刚演了一会儿，人们还未沉浸到悲惨的故事当中，不知怎么回事，一批批的老百姓又回来了，只听喊“姐姐”、喊“哥哥”、喊“三舅”、“二叔”的，乱成一团。
幸好那天没出事，因为晚来的村民们虽然站在边上，但很快被卖花姑娘的哭声给“俘”住了，也跟着抽抽嗒嗒地哭，银幕上银幕下，一片哭声。
从那次电影后，团首长专门下达文件，以后部队演电影，严禁各连队把消息泄露给地方。如有泄露，一旦追查出，将依军法惩处。
不知这规定如今改了没有。
原载《法制日报》199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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