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的生活总让人难忘，除了军事，还有我擅长的体育。
到篮球集训队一报到，我们立马有解放了的感觉，浑身轻松，连喘气都觉得顺溜了。
是啊，在连队待长了，每天起早摸黑战备训练，够累的；何况，最累的是心智，在连队高压的政治环境里，人人自危，钩心斗角。突然调出来了，篮球集训队是临时单位，没有“政治进步”“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之危，我们心情的愉悦是可想而知的。
白天在篮球场上训练完了，晚上我们就躺在床上聊天，军营的熄灯号响过，我们充耳不闻。部队有铁一般的纪律，军号就是纪律的象征。往常牛鼻绳般的号声此时竟拽不住我们，一批20岁左右、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可以睁着眼说话，心里那个舒畅啊！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小铁笼换成了大铁笼，但毕竟是暂时离开了连队，我们仍然感到了自由的珍贵。
大伙兴致勃勃，提议轮流讲故事，消磨时间。
我们住大通铺，10多个战友在一个大房间里，黑黢黢的空间里说话声清晰可闻。战友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讲的所谓故事，也很简单，无外乎一些道听途说，民间流传的典故，比如黄鼠狼“浮”人作怪，在坟地遇到鬼魂什么的。
该轮到我讲了，我就讲了《三言二拍》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我在入伍前读冯梦龙的拍案惊奇，对这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印象极为深刻，小说中青年商人蒋兴外出经商，邂逅美人，勾搭成奸，最后两人动了真情。我觉得冯梦龙的大部分话本小说人物性格简单，善恶报应的套路固定不变，唯有这篇“蒋兴哥”，人物在爱情、性欲和家庭的复杂纠葛中挣扎，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是比较有“人味”的东西。
我娓娓道来，战友们听得屏心静气，兴味盎然，十分入港。
其实，冯梦龙的小说本身就是民间市井街头说故事的整理汇编，特别适合“说”，加上我们当时部队文化生活非常贫乏，除了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搞大批判，就是革命样板戏，充斥了文革的“假大空”、“高大全”。我讲的这个爱情故事把众人镇住，完全在情理之中。
我见大伙被故事迷住了，就故意卖个关子，说：“故事还长着呢，明天再讲吧，今天训练太累了。”
哇，这一说惹起了“民愤”，众人喝道，不行不行！正在兴头上，必须把它讲完！
有人跳下床来，给我递烟，我刚接住，马上有人过来给我擦着火柴点烟；六连的孙排长下床过来给我倒水，说：“润润嗓子，歇歇再讲，我们不急。”
睡在屋角的政治处副主任是我们临时篮球队的领导，他慢悠悠发话了：“小宋，我知道你今天训练挺累，不过，故事还是应该讲完的，别让大伙扫兴。明天上午的训练，你就不用参加了，把咱屋的卫生拾掇拾掇，也算是休息吧！”
既然盛情难却，还因为讲故事换来了半天休息，我就接着讲，其中记不住的细节，我就尽量按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蒙着说，幸好没出大的破绽。其间不断有战友过来给我点烟倒水，点头哈腰，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样子。
我心里非常得意，话说得就有些大：“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还有《三刻》呢！还有《三言》，也是三大本，恐怕到集训结束，咱打完比赛，我也讲不完！”
有人在角落说：“咱打进前三名，进军区比赛，可以接着听故事。”
政治处副主任接着说：“好！同志们！如果咱在军区有了名次，可以延长集训，让小宋把那几本书全部给咱讲完！”
孙排长说：“我提议给小宋记个嘉奖，别让人家白出力。讲故事口干舌燥，也很累啊。”
副主任说：“可能咱篮球队要成立临时党支部，到时候可以考虑小宋的入党问题。”
我心里百感交集。在连队撅着腚干了许多脏活累活，夹着尾巴做人熬了好几年没混进党内，精神上一直灰不溜秋地，看来在篮球集训队倒有指望了。书没有白读的啊。
长话短说，当晚故事讲完，战友们兴奋异常，半夜了也不睡觉，议论纷纷，发了许多感慨。几个战友提出向我借书，说要看看原著。我说书在家里，我可以让家里人给寄来。
政治处副主任说：“讲个故事也就罢了，书可不能看，那是封资修，反动黄色的东西。尤其回连队以后，我们更不能接触那些玩艺儿！”
众人一时无语。
副主任的话使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想起在连队时，我曾偷偷看过从家里捎来的《苦菜花》，结果战友们纷纷借着看，大呼过瘾，特别是书中关于爱情的部分，被许多战友翻来覆去地读。后来被连队领导知道了，说我传播禁书，《苦菜花》被没收，我还差点挨了处分，入党问题因此搁浅。
第二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又有人过来给我点烟，央求我继续讲冯梦龙的话本故事。不知为什么，我讲《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时候，状态极差，丢三落四，讲了前边忘了后面，绊绊磕磕，漏洞百出，战友们非常失望。
我自己也羞愧地无地自容，直埋怨自己的记忆力差。我不讲了，其他战友的故事又没有意思，我们的故事晚会无疾而终。
后来，我们并没有打进前三名，临时党支部也没有成立，我的入党问题也继续遥遥无期了。
篮球集训队解散以后，我又回到了连队。有一同打球的战友，包括六连的孙排长，偷偷跑来找我，想让我给家里写信，把《三言二拍》等书给寄来，他们很想看看。
我说：“你们都入党了吧？没有顾忌了吧？我呢？谁管我的进步问题？在连队刚表现好了，有点意思了，你们想让我犯错误？我家里也没有那些书，这里只有毛主席著作，还有《红旗》杂志，你们拿去看吧。”
他们恨恨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掉头走了。
爱谁谁吧。他们不知道我因为《苦菜花》差点背处分的事儿，我也懒得解释。回连队以后，我觉得悲苦焦酸，心里非常难受，脸上还必须习惯性地戴着一个面具，见人笑容可掬，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革命”语言。他妈的，不这样你就无法“进步”，你说这是什么事儿！
原载《青岛日报》200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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